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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音译与一般翻译不同，它保留源语读音而不传达源语意义。音译词在汉译英过程中被广泛应用。它创造了一种陌生的形式．使读者免受译语文化的干扰，再通过解释或注释等补偿手段，向译语读者输入源语文化信息。这是汉语文化传播的一个有效方法。然而，在译语文化中，音译词的作用是双重的。在保留和传播汉语文化的同时，它又对这个过程有所限制。在汉语文化传播过程中，必须谨慎使用音译词。

    关键词：音译；源语文化；译语文化；文化传播

　　音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它是指用译语的文字保留源语文字读音的方法。如用汉字“帕金森”来模拟英语单词Parkinson的读音，用Peking或拼音BEijing来表示“北京”等。从译意的角度来说，音译并不是一种翻译，而是对语音的简单模仿。但音译却是翻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手段。音译词大量存在于翻译文本中，许多词已经成为一些语言的一部分。
　　翻译是汉语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近百年来，中外学者纷纷将汉语文本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汉语文化也随之流传。然而，由于语言、文化以及政治、经济等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文化传播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如何让目标文化接受汉语文化，如何避免译文中的汉语文化丧失自身特色，已成为一个难题。
　　音译是一种偏向于源语文化的翻译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近年来尤其受某些译者的偏爱。因此，音译词在许多汉译外的文本中已屡见不鲜。不过，音译词的作用并不是单方面的。运用音译手段传播汉语文化之前，需要对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本文将以汉译英为例，对汉语音译词进行介绍和分析，揭示它们在汉语文化传播中所起的双重作用。
　　一、汉译英文本中的五类音译词
　　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音译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关于音译的论述。早在唐代，玄奘就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多含义不翻、秘密不翻、尊重不翻、顺古不翻、此方无不翻)。这是早期对音译的适用范围较为系统的归纳。
　　在近年来的汉译英活动中，译者(尤其是中国译者)有意大量使用音译词，希望借此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特有”的文化。其应用范围大大超过了人名和地名的限制。虽然现在还不能判定这种努力是否取得成功，但是使用音译词进行文化传播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目前我国译界对于音译的理论探讨，大多集中在“人名，地名”两方面。这两类专有名词的确是音译词的主体，却不能代表整个音译现象。
　　笔者认为，音译词至少有五类，除了人名和地名，还有物名、称谓语、文化习俗语三类。
　　(1)人名：对于汉语人名的翻译，音译居多。以前译者根据汉语读音翻译，如“李白”翻译为“LiPo”；目前以汉语拼音翻译为主，“李白”译为“IiBai”，“冰心”译为“BingXin”，“惜春”译为“XiChun”等。
　　(2)地名：地名和人名同属于专有名词，翻译方法也相同。以长江为例，从前是根据它另一个名字“扬子江”译为“YangtzeRiver”，现在也改用拼音“ChangjiangRiver”。
　　(3)物名：张培基先生在翻译老舍的“想北平”一文时，用拼音加注的形式翻译“牌楼”为Pailou(decoratedarchway)]，目的是为了体现中国建筑与其他国家类似建筑的区别。在英文中已经有许多表示汉语文化圈里特有事物的音译词，像“豆腐”(doufu)乃至“麻婆豆腐”(mapodoufu)等等。
　　(4)称谓语：在很多汉译英的文本中，都把“老爷”译成Laoye而不是Lord或是Master。JockHoe所译巴金的《憩园》l3在遇到“老爷”的称呼时，有的地方用master，有的地方用laoye，说明有些场合下master不能表达laoye的含义。更有甚者如林语堂，在他的半著半译的作品《京华烟云》中，不但把从前汉语中对于大户人家的女主人的称呼“太太”直接用Taitai表示。还把“哥”、“妹”直接音译成“ko”、“mEI”，如“平哥”为“Pingko”等。
　　(5)文化习俗语：英语中极具汉语文化特色的音译词有增多的趋势，这和汉语中不断出现的英语音译词成正比例。两者都是文化交流的结果。有的表示汉语文化与习俗的音译词已经成了英语的一部分。诸如“Kungfu”(功夫)、“kowtow”(叩头)等。
　　这五类词的共同特征是：它们体现了汉、英两种文化在许多方面的不对等，而音译作为一种翻译方法，力求在英语承载目标文化中让读者意识到这种不同，并进一步了解汉语文化。
　　二、汉译英音译词在汉语文化传播中的双重作用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成为全世界的主题。近百年来，中国都在寻求世界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中外许多有识之士把大量的汉语作品译成其他语言，用译文的形式介绍汉语文化。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译本如何才能进入目标文化，又如何才能保留并推介自己的文化特色?多元系统论者认为，文化是一个多元系统。其中，各种文学形式的地位不同，根据它们的重要性和稳定性，在系统中按从中心到边缘的次序分布。比如最能体现文化特点的诗歌处于中心位置；而通俗小说则次之。翻译文本作为外来文化，处于边缘地位。
　　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汉语文化传播要解决两个问题：(1)如何才能进入目标文化?或者说如何才能从目标文化系统的边缘位置向中心靠拢，获得更多的目标读者?(2)如何在目标文化中保持自己的文化的异质性不被同化?
　　翻译文本在目标文化系统中争取地位的过程是一个力量和策略的斗争过程。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的力量与文化自身没有太大关系，反而取决于该文化所在国所在圈里的政治、经济力量。英语在全世界风行便是最好的例子。另一方面，文化的交流也有助于扩大该文化圈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相对而言，汉语文化尚处于弱势地位，很难在英语文化中搏得重要的位置，因而往往做出让步和变形，被强势文化同化。音译，是一种抗拒同化的方法。
　　(一)音译词的积极作用
　　在文化意义上，汉、英两种语言很多时候都没有相对称的表达方式，即玄奘归纳的意义完全缺失(秘密故、此方无故)，或是部分缺失(多义故、尊重故)。如果勉强用译语中意义相似或相近的表达方式，就会抹杀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不同。以“嗲”字为例。据说“嗲”是中国特有的东西，更有甚者，说它是上海女人才有的特质。在英语中，它既有pretending的意思，也有affected、spoiled的意思，还有charming的意思，要说它是“撒娇”，英语中更没有对应词了。在这种情况下，若译者将它简单译为“affected”，英语读者就只会根据自己对于affected这个词的理解来想象一个英语文化中成长的“af—fectedgirl”，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译文塑造的“嗲女人”。这种现象我们姑且称为“文化干扰”。也许是为了避免这种干扰，MinJie在翻译杨东平的文章《上海女郎》时，就将“嗲”译成了“dia”。
　　音译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消除译语文化的干扰方面。译语读者只有在消除其自身文化干扰的情况下，才能正确认识和理解译文中包含的源语文化。借用语言学中“信息”的概念，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步来讲：信息清空与信息重新输入。
　　1．信息清空
　　音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陌生化。为了明确告诉读者音译词的存在，译者会有意避免使用常用词以免产生歧义。汉译英的音译词由于使用的拼音和英语的拼写大相径庭，译语读者一眼就能辨出与英语的不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利用陌生感，使译语读者与其文化隔绝。
　　例如，译文中采用dia这种拼写，就创造了一种陌生感。因为英文中除了那些缩略结构之外，没有dia这个词。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也就是汉语文化输出的目标人群)读到这个词时，无法进行回忆或联想。读者和目标语文化之间的联系就被隔断了。
　　如果读者想要了解这个词的含义，他必须按照译者提供的线索去寻找。在这个寻找过程中，译者往往就把源语文化灌输给了读者，完成了信息(译文所要传达的源语文化)的重新输入。
　　2．信息重新输入
　　译者通过音译词仅仅创造出了一个空壳——一个没有意义的语言形式。因而音译词并不能够起到文化传播的作用。译者通常采用在音译词后直接加解释性文字、文中加注或是利用上下文提示的方式，以输入源语文化信息。
林语堂在提到“腊八粥”时用的是直接加解释的方法：lapacho，agrueleatenontheEighthdayofDecembe。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红楼梦》时，把“甄士隐”音译为“ZhenShiyin”，然后在文末加注为“Homophonefor‘truefactsconcealed”。而在MinJie翻译《上海女郎》的译文中，虽然没有前两种文字，但读者可以根据上下文去理解dia的意思。译文以这三种补偿方式将源语文化的信息完整地带给译语读者，凸显了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不同。
　　从以上两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出，音译词成功地抗拒了译语文化的同化。它在保留源语文化特色方面，其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音译就是汉语文化传播的最佳手段。实际上，音译的应用受到的限制颇多。因为音译词还要解决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它是不是能被译语文化所接受。

　(二)音译词的消极作用
　　音译词的消极作用也有两个方面：一是音译词本身并不能反映源语文化的特质；二是音译词降低了译文的可读性。正是这两者的存在，才限制了音译词在译文中的大量使用。
　　1．源语文化的缺失
　　很多人因为音译词的拼写和读音不同于目标语言，就认为它具有“异国情调”。这是一种误解。
　　这里有一个英译汉的例子。傅东华翻译的《飘》(Gonewiththewind)，因其音译名太汉化、失了“洋味”而广受批评。如男主人公RhettButler的汉名译为“白瑞德”，许多人都觉得失去了英语的味道，不如后来译成的“瑞德·巴特勒”。事实上，“瑞德·巴特勒”较“白瑞德”而言，只起到了陌生化的作用，却不能体现英语和英语文化的特点。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音译词只是一个“陌生化”的空壳，它告诉读者，它与目标语言与文化不同，却不能说明不同之处在哪里。若没有解释或注释等补偿措施，它的作用十分有限。
　　以汉语人名的英译为例。英语名字的命名是一个封闭系统，人们总是沿用前人的名字，不会有太多创新，以至于世界上有数不清的Bill和Mary。因此英语名字以指称意义为主，用音译也能体现其指称或纪念意义。汉语人名则不同，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个名字既可以纪念先人，也可以纪念事件，还可以表达志向或祝愿。基本上所有的字都可以用来命名，音译不足以表达这么多复杂含义。
　　铁凝小说《哦，香雪》的主人公香雪的名字就体现了取名人的意愿：希望她“象白雪一样纯洁，还要有怡人的芬芳”。音译词“Xiangxue”无法体现出这种意愿，所以译者将它译为“FragrantSnow”。这样至少可以让英语读者明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这个名字包含了取名人对这个女孩子怎样的期望。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也有大量的例子，比如说“RedJade”，她的原名应该是“红玉”。
　　在体现民族思维、民族文化这一点上，音译远逊于意译。
　　2．可读性降低
　　大量音译词的存在，增加了理解译文的难度；同时伴随音译词而来的解释或注释时时插入文中，又影响了译文的流畅性，不免让普通读者失去耐心。这样，译文在目标语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便会边缘化。例如张培基先生翻译茅盾的文章《白杨礼赞》时，将其中的“麦浪”处理为“mailangmeaning“ripplingwheat”又将郁达夫《故都的秋》里的一句话“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的成语”中的“秋士”译成“Qiushi(antumn scholar，meaninganagedscholargrievingoverfrustrationsinhislife)．。这两处的音译显得没有必要，而且这种解释型的句子让译文句式僵化。
　　埃文·佐哈指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外来文本的形式太极端或太陌生，那么译文就有无法融入接收(目标)文化的危险。”
　　很明显，过多的或是不恰当的音译词会让译文过于陌生，从而无法进入目标文化系统的主流位置。相对而言，译文被接受的要求比它保留源语文化的要求更基本，更重要。“可读性”是任何文本获得大量读者的前提，而音译词在很多时候恰恰会破坏译文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