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史上有着三次思想大解放，第一次是以实践标准大讨论为标志，结果是冲破了“两个凡是”，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第二次是小平的南方谈话，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无谓之争，结果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第三次以党的十五大报告为标志，结果是冲破了姓“公”姓“私”之争，开辟了探讨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新思路。正是这三次思想解放，才成就了中国今天的新面貌。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三次思想解放的范围和力度大多局限于经济思想，而作为社会发展一体三位的另“两位”，作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辅助力量——文化、政治思想，尤其是后者，却未能随着经济思想的解放而真正解放，最起码，没有解放到位，这正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改革难以再有重大突破的根本原因。为了推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政治文明建设包括“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传统、政治结构、政治活动、政治制度 ”[1]（p474）等方面，政治思想首当其冲。笔者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政治文明建设角度来看，进一步解放政治思想都是当务之急。而政治思想的解放，集中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认识上。（江泽民提出四个如何认识进一步解放的先导。）
一、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解放进程
政治思想的解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
（一）从辩证否定到辩证肯定：政治思想解放史上的大跨越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是辩证的否定。在《共产党宣言》里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精辟的剖析，他们首先是客观地指出了资产阶级曾经的革命性和资本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资产阶级在他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那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他们把资产阶级对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称为资产阶级“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这无疑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激发社会生产潜力的一种肯定；马、恩更无情地鞭挞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随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等一系列伟大著作的问世，资本主义无可辩驳的历史归宿被清晰的揭示出来：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客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得出科学结论。
列宁在苏联建国伊始，依据马恩对资本主义制度罪恶根源的分析和对为来社会主义的设想，取消了商品、货币——这两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大行其道的经济细胞，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是对资本主义的根本否定，战时共产主义使苏联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列宁及时纠正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发掘并利用了其中的合理因素。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恢复商品、货币和交换，部分恢复国家资本主义。主张：在落后的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不是简单地摒弃资本主义,而应善于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有用的东西。要求无产阶级有这样的胆识:“迫使共产主义的敌人来建设共产主义,用资本家拣来打我们的砖头建设共产主义!我们没有别的砖头!我们就是要用这些砖头,要迫使资产阶级专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建设我们的大厦。”[2]（P49）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无疑是对对资本主义合理因素和进步因素的充分肯定，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次极为有益的尝试。这同样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
然而遗憾的是，自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以来，出于意识形态对立的需要，传统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一直是：否定，从辩证的否定发展到全盘否定，致力于揭露和鞭挞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与罪恶，几乎摒弃了积极、合理、进步因素。更为遗憾的是，这一段对峙成就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高峰，反而成了国际共运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期：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逐步衰落时期，最终导致了苏东巨变。这是严峻的事实，要求每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不仅要反思自身，还要反思对手；不仅要反思社会主义，更要反思资本主义。单从意识形态出发，从对立面斗争的需要出发，而不正视现实和事实，盲目夸大资本主义的腐朽和没落，全盘否定资本主义，从理论上、思想上和实践上，有百害而无一利。正是这种理论和现实的严重脱节，使人们的思想从盲从盲信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全面怀疑、否定社会主义，导致了八十年代几乎波及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泛滥。教训是深刻的。
邓小平汲取了教训。他以一个“实事求是”派的坦荡胸襟和政治家的宏畴大略，逐步摆脱了意识形态划界和社会主义至上的态度，提出“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3]（p168）要“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3]（P330），为了使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 （p373）小平没有简单、抽象的否定资本主义，而是一方面尊重别国依据历史和现实做出的选择，决不对别人指手划脚，一方面撷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精华点为我作用。他一再强调：“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 [3](p318)，“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4]（P318）“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原则。”[3](p319)综观小平的思想，他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是客观的，甚至可以说是超然的：他不仅做到了结合我国实际看待社会主义，还做到了结合他国实际看待资本主义，他对资本主义是辩证的肯定多于否定。从辩证的否定到辩证的肯定，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人对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极大发展和突破，使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是中国当代政治思想解放的先声。正是超出了传统政治思想的拘囿，中国的历史才有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篇华章。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总结二十多年特别是十三年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政治文明，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1]（P29）这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辩证肯定，是小平政治思想解放的进一步延伸。
除了中国，其余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改革的同时开始了更新思想认识的艰难探索。
（二）形式上的倒退，思想上的前进
借鉴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是倒退还是前进？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科学社会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思想的发展。
“ 新经济政策”实行后,社会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即商品活动活跃起来,城乡市场趋于恢复,货币和价值规律重新发挥作用。于是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现象,认为俄国向市场这个魔鬼说:请你来帮帮我们的忙。他们十分欣赏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无货币、无商品的情形,认为现在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大厦正在摇摇欲坠,这意味着转向资本主义。甚至有的人为此退却而嚎啕大哭,还有人作诗:看!莫斯科受寒忍饥,从前整齐美丽,而现在是买卖投机。[5]中国改革面临的非议和责难更为庞杂，农村改革之初，社会上出现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倒解放前”的抱怨；兴办特区，有人发出“只有那面旗子还是红色”的悲叹；“建立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体制”刚一提出，北大教授解万英就愤然跃楼，为传统社会主义峋道……各种阻碍，均源于思想认识，尤其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更明确地说，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在阻碍着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史上不光彩的一页，不能不说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大失败。
到底是倒退还是前进？列宁做出了很好的回答：“ 退一步，进两步”。退是为了进，为了进必需退，不退就不能进。他提出还要进一步退却,要退够,退到何处呢?列宁说:“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租让制)上去，退到合作制的资本主义上去，退到私人资本主义上去”[6]（P514）。列宁实质上解答了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资本主义因素的问题，结合小平的改革和建设思想，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形式上看，我们恢复了某些资本主义成分，但实质上是为了加快生产力的发展，让资本主义成分在发展中自行消亡；从形式上看，我们允许了“先富”，允许剥削的存在，但实质上我们是为了早日实现“共富”，最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是列宁和邓小平对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途径的新探索，是从“左派幼稚病”和“极左”的思想路线回归到实事求是的正轨，是客观认识资本主义的新思路，使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极大进步。
可惜，列宁去世后，传统的政治思想意识占了上风，窒息了前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所必需的辩证思想。而从当代来看，中国虽然在小平的引导和推动下，完成了三次经济思想的解放，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明显深化，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我们尚需进一步大胆探索。
二、进一步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
政治历来是一个敏感的领域，解放政治思想，更需要有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创新精神，也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2000年，江泽民同志在《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的报告中，尖锐地提出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7]（p55-56），已经涉及到进一步解放政治思想的实质性问题。
首先，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要解放思想。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8]（P32-33）目前，从经济、科技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要高的多；从社会状况来看，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使生产关系提高了容纳生产力的能力，阶级和社会矛盾大大缓和；从科技发展来看，当代资本主义吸收和利用先进科技成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7] （P57）承认并正视这种现实，对于我们客观公正地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的进步因素，最多可能、最大限度地引进西方先进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认识两种社会制度要解放思想。
要解放、提高对社会制度的认识，必须透彻分析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看法。小平同志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多次指出：中国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小平讲“坚持社会主义”，永远有一个前提“在中国”，一国两制实施后，有多了一个前提“中国大陆”或“主体”，而不是在别的国家或地区。这里固然有不远对别国指指画画的意思，但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小平的一个观点：在当前情况下，社会制度没有最好，只有适合。为什么这样说？
1、小平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首先是历史的选择，是别无选择的选择。社会主义适合了中国的历史国情。
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正是在持各种信念、受各种思潮影响的中国人的各种救亡图存的努力均告失败，而社会主义恰恰在另一个东方农业大国——俄国的十月革命重大获成功的时候。俄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中国很接近，自然对救国无门的中国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苏联刚刚建立，列宁就宣告取消了帝国主义沙俄对华的不平等条约，这一举措与帝国主义疯狂瓜分中国的卑劣行径大相径庭，使中国人感受到：帝国主义是不允许中国发展的，而社会主义苏联才真正帮助中国。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和引导下，我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3]（P206）
2、小平认为：中国只能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能实行别的主义。社会主义适合中国的现实国情。
小平认为，“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3]（P207）中国的最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出现两个后果，一个是经济上必然“ 两极分化”，“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3]（P208）一个是政治上必然陷入军阀割据，全面混乱。如果是这样，对整个世界都将是一种灾难。小平坚持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3]（P311），社会主义适合中国的国情。
3、小平认为：各国的道路要依据各国历史和国情现状来选择，社会主义能救中国，但不一定能救他国；资本主义不适合中国，但不一定不适合他国。
小平在如何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主张各国有各国的历史条件和国情，考察制度好坏关键看各种制度在各个国家的实际效果，“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十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3]（P213）；在选择什么样的主义问题上，他同样强调从各国实际出发。他对美国前总统卡特讲：“我们不能搬你们的…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就象我们“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一样。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非洲的很多国家非常钦佩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纷纷前来取经，表示要学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小平对这个问题非常清醒，他认为社会主义救了中国，但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国家。因此，他先后审慎地对喀麦隆总统比亚时说：“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各国情况不同，政策也应该有区别” [3]（P213）；1988年对来访的莫桑比克总统西萨诺说：“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 [3]（P261）在一国两制的问题上，小平认为：在港、澳、台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适合港、澳、台的历史和现状，适合继续保持他们的稳定和繁荣的需要，同时意味深长的指出：一国两制的政策长期不变，“五十年之后，更没有变得必要。” [3]（P215）
4、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有利弊，两种社会制度要和平共处，取长补短，实现双赢、共赢。
小平讲：“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 [3]（P260）这说明，他认为资本主义也有比社会主义优越的地方，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必须承认的是，这种“优越”并不仅仅局限于技术、管理经验和物质基础，毛泽东就曾经说过，斯大林个人专权的错误在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这也是委婉地承认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某些先进性。邓小平之所以坚决带头实行了领导干部退休制，建立了集体领导制度，也是汲取了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在政治建设和国家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互通经济、政治、文化等更方面的有无，实现双赢、供应，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的外交的重要战略思想。
最后，对共产主义的实现途径的认识要解放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社会主义实现途径的探讨中，虽然早年强调暴力革命，但也从未否认过和平过度的可能。尤其是在晚年，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变化，更注重研究通过合法斗争推进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马、恩对未来共产主义的的设想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认为共产主义的特征是“按需分配”，而按需分配的基础必然是是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根据马克思主义从量变到质变的原理，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设想：在生产力发达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整个社会成员都实现了物质上的极大丰裕的时候，共产主义社会不久自然来临了吗？如果是这样，公有制和私有制不就是同归于共产主义的殊途吗？公有制和私有制不就仅仅是适合不同国家的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吗？
三、进一步解放政治思想，使政治思想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节奏合拍
经过三次经济思想大解放，我国已经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的经济制度，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剥削、下岗失业和贫富差距，如果不能从政治思想上引导人们正确、客观的认识资本主义，就难以解释我国现在大量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因素的社会、经济状况，就难以澄清人们思想上的混乱，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就难以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和对待改革，就难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重大突破。国家必须进一步解放政治思想，才能更好地领导人民，真正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